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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到达湘江西岸的只有三万余人。红军士气低落，只靠最后的革命信念在支撑，而从基层指战员，直通上层，都在激烈的思考与争论着两个问题。
翻开历史书，大家都觉得中央红军在经历了湘江血战，崩溃边缘后，好像马上就到了遵义会议，毛主席引领大家走出低谷，实际上，遵义会议前后，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众多重大会议与经典战役，影响着中国的未来。1934年，中央红军进入了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当时中央红军的军事路线，依旧是寻找机会北上，与红2/6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北上会师的意图过于明显，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他一方面调集二十万中央军主力在通道县城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形成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就等着红军往里面钻。另一方面，讲解时继续他的地方军阀包围计划，他调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堵在红军西行路上。南边则是在湘江与中央红军血战，给中央红军造成最大损失的白崇禧桂系的主力，从东向西沿着红军后面追的则是追剿总司令湖南军阀何健的湘军。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通过三面合围，将三万红军逼入北边中央军布下的20万口袋，领军的是悍将薛岳。中央红军李德，博古依旧坚持向北突破国民党中央军的包围网，与红2/6军团会师。李德特别迷信贺龙、萧克此时在湘西不到一万的战力，认为两军合并，在湖南湘西山区能够大有可为。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与国军包围网硬碰硬的“左倾冒险军事路线”，要求红军继续西进贵州，寻找机会，北上入川。双方军事观点争论不下，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通道县城，开会协商下一步的军事路线。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通过这个会议主题，就能看出来，当时红军基层已经有的更换军事领导人的想法还没有传到中央政治局，这场会议主要想解决：这支军队往哪儿去？
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通道会议，最终形成了军事上的妥协结果，就是行动上，中央红军放弃了北上钻进国民党中央军口袋的行军路线，免于中央红军遭遇灭顶之灾。可是在历史资料中，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地位并未动摇，会议之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周恩来等人，虽然事实上执行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主张，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只是暂时妥协，“先向西走一段，最终目标还是北上和红2/6军团会师。”我们现代人看历史，往往只看结果，结果就是通道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方向从北上钻口袋，改为西进，西进之后，就再也没有北上湘西了，所以这次转折，被称为“通道转兵”。通道县也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为中央红军，甚至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通道。而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一系列战败之后，周恩来等人重新在军事上开始执行毛泽东路线。根据通道会议的决议，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突入贵州，一路遭遇的都是王家烈的黔军。中央红军在漫长的长征途中，几乎与中国所有的地方军阀交过手。突围的时候，和粤军陈济棠是假打。在湘江沿岸，桂军原本让开了渡江通道五天，中央红军没来得及渡江，蒋介石严令之后，双方进行了最惨烈的真打，中央红军损兵五万之众，至少有三万折损在桂军手里。至于湘军何健，则仿佛疯狗一样，一路追杀，都是杀红了眼的真打，并且从他的地盘湖南，一路追进贵州。中央红军未来还会遇到龙云的滇军，刘湘的川军，甚至最后在陕北对决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所有的对战地方军阀中，无论是真打还是假打，贵州王家烈，都是最弱的。中央红军打黔军，一路胜利，几天就攻占了贵州重镇黎平。按照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到了黎平，就又要北上与湘西的红2/6军团汇合了。此时军事路线再次迷茫，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黎平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批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并且为中央红军的下一步军事路线进行了一天一夜的探讨。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是长征后，第一次从行军路线上，到会议决议上，都执行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彻底断绝了北上湘西会师的可能，第一次将新的革命根据地目标，设立在贵州遵义。此次会议，不仅是军事路线上执行了毛泽东路线，而且在后续与黔军，湘军，桂军，国民党中央军如何作战的问题上，也采纳了毛泽东的斗争方针：“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战略非常清晰，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红军专打黔军，其他的军阀，红军不主动作战。但是战略目标遵义，非常明确，阻挠目标的，无论是谁，痛击之！可以说，黎平会议，真正解决了中央红军，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而且明确了，遇到什么敌人，怎么打的问题。同时，黎平会议还做出了一个重要规划，就是在中央红军，真正拿下贵州遵义之后，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所有战略得失。可以说，这个规划，就为遵义会议，谁来领导这支红军，定下了基调。会议决议有了清晰的战略方向，对战目标，也是黔军。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中央红军沿途攻克施洞口，施秉，所向披靡。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但是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战略转移中的路线选择，更是经历着不断地弯路与转折。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中央红军变成了军事上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可是思想意识上，道路选择上，却越发的混乱。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根据黎平会议的目标，最终红军根据地是贵州遵义，而要拿下遵义，手下要打强渡乌江这场大仗。但是军队内部，对前路方向依旧争论不休，不可能众志成城，打下吴江。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这其中，伍修权是作为李德的翻译参加会议。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场会议在历史上的知名度略低，可是这场会议，真正改变了李德，博古，周恩来军事三人团对红军部队的领导，要求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的未来路线。而中央政治局之一的毛泽东，再也不是形式上领导红军的路线与作战，是真正确立了在军队的领导地位。猴场会议的决议，需要的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终确认，而中央红军要能够在遵义获得战略调整空间，召开大会，就必须先强渡乌江。乌江，又称黔江，南北贯穿整个贵州，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乌江江水湍急，把云贵高原的喀斯特地貌冲出了一条深深的沟，江水两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就算可以强行渡江，面对敌方阵地，也是大角度仰攻，战斗难度可想而知。负责防守乌江北岸的是贵州军阀侯之担，时任国民革命军25军副军长。同时兼任教导师师长，川南边防军军长。侯之担名义上归属军阀王家烈管辖，但他下面有多个师，实力在贵州颇为雄厚，独霸黔北。奉命防守乌江之后，侯之担对下辖的25军作如下部署：中路，以教导师第二旅第一团，第三团，防守乌江中游的江界河，防守河岸及周边渡口。右路为教导师第一旅第六团防守回龙场，袁家渡一带河岸，同时与防守湄潭的直属第八团，阵地相衔接。左路为教导师第三旅率领第五团与机炮营，防守孙家渡与荼山关，这支部队是侯之担部队精锐中的精锐，侯汉佑担任前敌指挥，指挥部设在猪场，特务第二营负责防守前敌指挥部。第二团第七团，布防赤水，仁怀。指挥部，设在赤水。侯之担自己率领特务第一营，坐镇遵义，指挥全局。而贵州北部与川南交接的地区，他交给亲信侯之玺镇守，在充分摸清楚了侯之担部队的部署之后，中革军委制定了强渡乌江的作战计划。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对岸守敌1个营立即向红军开火。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一群敌军仓皇向山后逃跑。杨得志立即和黎林一起到附近村庄调查，发现村子里不仅无船，就连一只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难以找到，船渡显然是不可能了。
架桥呢?不要说没有材料，就是有，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也是不行的。凫水呢?湍急、汹涌的波涛将毫不费力地把人吞没。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杨得志忽然发现江里漂着一根很粗的竹竿，于是决定扎竹排，乘竹排过江。当日下午，他们以8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乘竹筏偷渡，但没有成功，8名勇士被巨浪吞没。当晚，红一师又立即组织第一、第三两个团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为突击队，进行夜间武装偷渡。突击队在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的指挥下，迅速地向对岸划去。当听到对岸发出的两声枪响以后，杨得志立即命令另一只竹排向对岸出发。对于当时的情景，杨得志后来回忆说：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只竹排，弦上飞箭似地出动了。几乎同时，我们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一齐开火。竹排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破浪启程了!不多久，只见对面山顶上红光闪闪，红光中夹杂着“通通”的音响，听声音我知道那是手榴弹在敌堡中爆炸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接着，我们又听到步枪、机枪吼叫起来，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了一片。2日上午，红一团用火力封锁对岸，迫使敌人不敢下到江边，以防其破坏已拉起的跨江绳索。红一团还同红三团一起赶扎了30多个竹筏，然后把竹筏连接起来，迅速搭成浮桥。下午3时，强渡开始。红一师在岩门地区集中红一、红三团所有轻重火力，向对岸老渡口和观音寺工事里的守敌猛烈射击，掩护红一团在渡口狭窄处强渡。军团炮兵连准确地将观音寺破庙打得瓦砾乱飞，摧毁了黔敌第八团第一营设在这里的工事。至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残敌向嵋潭方向退却。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带领第四团为前卫，于1月1日逼近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分新老两个渡口。新渡口在上游，江面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游，江面宽120米，两个渡口间相距约3公里。渡口两岸悬崖绝壁，过江必须先从南岸下5公里极陡的石山坡才能到达江边，到北岸又须上5公里陡峭的石山坡，才能到达通往遵义的大道。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为了解敌情，对对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北岸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而渡口上游的新渡口，敌军配备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因此，师、团领导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渡口上游的新渡口。1月2日上午，红四团突破乌江的战斗开始，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但没有成功。晚上，部队又组织18名勇士乘竹筏在新渡口偷渡。结果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当时上级并不知道毛振华等已偷渡成功)，其余两只竹筏都被急流卷了回来。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到渡口告诉红四团，追踪红军的薛岳兵团离后卫部队不远，军委催促红四团迅速完成抢渡乌江的任务，并派军委工兵营(2个连)归四团指挥。红四团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情绪激昂，纷纷向团部请战。红四团党委也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多个竹筏，立即强渡。3日上午9时，强渡重新开始，老渡口仍以小部佯攻，将军委工兵营放在这里，冒着敌火力架浮桥，声势尽量做大些，吸引敌人。在上游新渡口，把赶扎的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头，由二连连长杨尚坤带队主攻敌老虎洞脚的工事。老渡口的佯攻最先开始，机枪不断向对岸猛烈射击，担负架桥任务的军委工兵营冒着敌人的炮火，扎筏架桥，引来了北岸敌人各种武器的射击。接着，上游小渡口的强渡开始了，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三个先导竹筏上的勇士们勇猛地向对岸冲击。这时，头一天晚上偷渡过去隐蔽在对岸峭壁下等了一整夜的毛连长他们，突然向岸上发起攻击，打得敌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渡江战士乘机占领了滩口阵地。接着，后面的竹筏陆续放了过去，一营迅速强渡过岸，一面向山上的敌人攻击，一面向大渡口方向发起进攻，并抢占了北岸几个高地。但未几，敌以强大的兵力和火力夺回该高地，迫使我一营退守江边，形势十分险恶。就在这时候，红军历史上，比抗战神剧主角还要神奇的炮神赵章成走上历史舞台正中央。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在只有三发炮弹的情况下，连打三炮，把从山坡上向滩头阵地冲击的敌人打死一大片，红军趁势反击，将敌击退。与此同时，工兵连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指挥下，加紧扎筏架浮桥。经过1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3日上午乌江浮桥架成。下午，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等顺利通过了浮桥。毛泽东走上了浮桥，不停地赞叹：“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在红一军团与中央纵队渡江的同时，左纵队红三军团方面，其西渡清水江的主力，已先后在洛旺渡、水口渡、龙渡架起了浮桥，大队人马桥走船渡，加快了前进速度。
3日拂晓，在孙家渡的红五师第十三团再次组织强渡。这次攻击，红军一部登上北岸，与敌第五团第一营激战，重创该营。但因过去的人少，不能立足，只好乘筏撤回南岸。1月3日午后，红军开始最后一次强渡。以一部乘零星木排强渡，以一部在上游等着预制的浮桥放到对岸时，去消灭北岸守敌。浮桥放摆成功，南岸两三千红军战士奋勇从浮桥上冲锋。红军攻势猛烈，守敌撤退至遵义集中。6日，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至此，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央红军，距离攻下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只差最后一步了。1月5日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部署过江后的行动。电报指出：过乌江后，“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1月6日凌晨2时，军委给红三军团发了一个万万火急电，指出红三军团渡江后主要任务在遮断遵义通贵阳的道路，并扼守乌江北岸。火急电还指出，如来得及，红三军团可派另一个师向遵义追击，以随同第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刘伯承接到军委急电后，顿时增添了攻占遵义的信心。6日清晨，刘伯承亲率红六团从团溪出发，冒雨向深溪水前进。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军。敌军没有料到，红军会在大雨之夜突然打进了深溪水镇子。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红二师师部随红六团后续部队及时赶到，刘伯承立即命令营长曾保堂赶快集合部队，执行夺取遵义城的任务。红六团通过审讯俘虏，摸清了遵义守敌及城防工事的情况，知道遵义为侯之担的部队驻守。政委王集成同团长朱水秋当即决定，部队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身着敌军的服装，让俘虏走在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部队顺利地到达了遵义城下，向城楼上的守军喊话，他们跟城楼上敌人磨蹭了20多分钟，守城敌人才认为是“自己人”。
当城门一开，红军立即蜂拥而入，先从两侧攻上城楼，迫敌投降。然后，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迅速向城内发展。前卫营在城内没费多大劲就抓了几百名俘虏，其余守敌纷纷出北门逃向桐梓。简直是不可想象，在近现代军事史上，居然也会出现三国时代才有的俘虏诈城，继而攻占军事重镇的战役，堪称神仙仗。而刘伯承在接到中央急电的时候，他们的红6军团只是辅助作用，但最后却用极小的伤亡，拿下了遵义城，为中革军委的进驻，创造了条件。1935年1月15~17日，占领并且稳定遵义局面的中央红军，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因为是扩大会议，并且将决定军事路线以及军队未来定到人，所以各军团一线指战员参加会议。他们是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从这份名单的架构，就能看出，当时的李德，已经在话语权上，靠边站了。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我们的历史课本，通常讲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为中央红军的实际领导者，但是从遵义会议的决议和议程上，并没有体现。党史记载，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毛泽东才名正言顺的指导中央红军。那么从遵义会议，到3月中旬，发生了什么，促使毛主席从军队的实际领导者，到真正获得“军事三人团”的名分呢？这段时间，毛主席领导了他军事生涯最得意的杰作，四渡赤水，真正引领中央红军，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请大家多多分享，后天继续阅读《伟人的长征|毛主席生平最得意杰作：四渡赤水》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北风雪林」，搜索「beifengxuelin」即可关注，[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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