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应该受到万民膜拜！

这几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个疑问，细想之下，却觉得这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年两会，登上热搜的各类议案很多，但似乎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深思这个问题。

今天北风就这个问题展开，谈谈自己的思路，也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思考与脑洞。

壹、我们认知外的真实世界

这篇提出问题的微博，将视野投向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里最底层没有保障的低收入群体。

在步行街或者商场地下层，最基础的餐馆杂工和服务员，普遍是3000底薪，月休3天，每天工作12小时，最重要的是，不交社保。

如此低的工资，逼着这些临时工，主动去找政务服务大厅，一人将“单位加个人”的养老医保等等全部补齐，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的收入，是省会城市一个庞大的打工者阶层的固定收入。

这似乎与大家认知的世界不一样。

不光是北风在后台调研，微博，百家号等平台都做过投票，调研用户的月收入档位。

以北风的后台几十万粉丝为例，长期互动阅读的有5~6万人，以北风不算趣味性的文风，不算大众化的选题，北风的文章有一定的阅读门槛。

相应的，月收入三千以下，白天工作十二小时的餐厅服务员，杂工，在北风的固定阅读群体里不会太多。

同样的，在后台回复中，也会遇到一些有些“凡尔赛”的粉丝，他们或者已经实现财务自由，或者向北风咨询一些大型投资项目，或者“一不小心”从留言里泄露了身价，可见北风的粉丝群里，超越“打工人”身份的大佬，也有一些，可是在五六万的基数里，不占主流。

北风的阅读粉丝里，基数较大的，是在三四线城市月收入5000~10000，一二线城市月收入1.5~3万的这群人。

在国家的测算里，你们都应该算作“中产阶级”，可你们通过对社交圈子，对自己身边人的比较，对自身的收入与资产充满焦虑。

每当国家把你们算作“中产阶级”，你们都会主动跳出来批驳“被平均”，拼了命的从各种途径寻找增加收入的方法，希望实现阶层跃升。

我姑且称呼你们“城市新兴中产阶级”。

因为大家的收入以及身边的交际圈，你们往往觉得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月薪破万的屌丝，年薪百万的满世界跑。

这是因为大家社交面扩展之后，社交筛选功能自动启动。比如大家都会记得，曾经的高中同学XX当了老板，XX成了金融新贵，XX刚好入职了一个独角兽科技企业，最终上市获得期权，财务自由。

以前的学校都是大班制，一个班七八十人，有一两个混得特别好的，你会当做普遍现象，一个年级大几百人，能够被你“筛选”出来，成为记忆与谈资的，也就那么几个。

其余的90%，都生活在相当平庸的阶层。

这还不算一些因为家庭条件和小时候读不进去书，早早就社会打工的，确实有万分之一的人，得到神秘的第一桶金，成为不靠“父辈人脉”与文凭学历实现逆袭的传奇，但绝大多数，挣扎在最底层，不断更换着月收入3000的工作。

曾经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提到6亿人月收入1000，引发大家的诸多震撼，后来相关表述不再出现，可是大型商超和步行街的招聘启事，上面的薪资报告，却随处可见。

如何增加这一部分人的收入，如何让他们更有保障，为扩大消费，为全民内需市场托底，是政府与无数专家的努力方向。

贰、提升底层收入的正确方向

如何让月薪3000的底层打工人，变成月薪4000，能够交上社保？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以政府或者社会的名义，向这些人直接发钱或者代缴社保，进行“直接托底”。

历来，在贫富差距更加深重的欧美，如何让底层劳动人民增加收入，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

就以美国来说，就有特朗普代表的“富豪利益派”以及桑德斯代表的“社会福利派”。

桑德斯为代表的“社会福利派”，也是欧洲白左的传统套路，通过全民税收特别是增加大企业富人的税收，然后用收的钱，加上政府的高额债务，来完成对底层民众的高福利支出。

特朗普代表的“富豪利益派”，则是反其道行之，对富豪阶层进行大规模减税，加大他们的再投资，刺激经济，增加全民收入。

以往民主党掌握媒体，特朗普为富人减税的政策，被炒作是“劫贫济富”，财阀代表，全民公敌。

可是在西方，通过向最有钱的阶层让利，然后通过市场的财富溢出效应，自上而下，各个阶层享受财富增值与收入增加，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两种方法之一。

在我国，曾经在特朗普大规模减税的时候，国内大额减税的呼声曾经很高，当时的观点，也是让利企业，才能最终让利给每一个职工。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要求社会兜底，要求国家发钱增加福利保障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国也没有执行。

也就是说，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让利财阀”和“全民高福利”两条路我们都没有选。

那么我们国家又将提升底层民众收入作为未来五年的民生重点课题，如何破题呢？

这次两会期间，有两种潜藏在提案下的思潮，绝不可取。

一种思潮是希望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最终通过税收调节，保障底层劳动人的收入增张。

另一种思潮，是加大底层人的保护力度，通过强制提高最低工资，强制给部分岗位的工作者购买保险等方式，将这些成本，都叠加给用人企业。

有人会说，北风的屁股太歪了，让企业，也就是资本家多掏钱，多花成本，保障底层收入怎么了？你不为底层劳动者发声？为企业资本家发声？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招聘启事”上。

一家餐厅，服务员月收入底薪三千，工作十二小时，不交保险。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他的工资提高到4000呢？

第一种，向城市里更多5000以上收入的人收税，然后每个底层服务员每月补贴1000元，同时政府用收税所得，代缴他们的社保。

可行么？可持续么？这样的补贴只会带来更多收入5000~6000元的人，收入坠落，社会进入互相比烂的下行通道。

第二种，政府强制餐厅的最低工资必须是4000元，而且强制所有服务员必须交社保。

以我国的基层政府执行力，只要下死命令，是能够实现的，结果就是强迫企业裁掉一部分服务员，增加其他人的工作强度，或者餐馆承担不了这么高的人力成本，直接关门破产，所有服务员都失业。

代入到现实的案例后，大家就能发现，“政府托底”和“强迫企业”都无法可持续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到底如何做能够让“餐馆服务员”涨工资呢？

当然是回归最本源的解决方法，增加到餐馆消费的客人，提升这些客人的服务价格。

如何让餐馆的客人增加，消费服务增加呢？

政策的发力点当然是倾向于“城市新兴中产阶级”。

扩大“城市新中产”的数量规模，提升“城市新中产”的收入与消费能力，动脑筋创新性满足城市新中产的消费需求。

所以说，解决月收入3000阶层的收入增加与社会保障问题，不应该在他们身上下功夫，而应该将政策利好放在收入更高一层的“城市新中产”身上。

叁、扩充中产的新思路

有人会说了，北风，你说了这么多，最终落脚点如果只是“扩大中产阶级规模”，那毫无新意呀！

每年的两会提案，明里暗里恐怕几百份都是希望国家政策倾斜“城市新中产阶层”，希望扩大中产阶层，让社会结构变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健康模型。

甚至扩大“中产阶层”规模，用中产阶层的消费，去带动底层工人的收入增加，这个观点也不新颖呀。

这本质上不还是上一阶层向下一阶层的“财富溢出和转移”么？

收入5000~10000的人群增加，餐饮消费提升，能够促进月薪3000服务员的收入增长。

那么如何让5000~10000的人规模增加，消费增加呢？恐怕还是要政策增强收入50000~100000的小老板，小企业的做大做强吧。

要让这些小企业做大做强，还是要政策支持给他们订单的中等规模企业对不对？

如果层层上推，不又回到特朗普政策的“减税最富裕阶层”，财富向下层逐级传递么？

北风的“城市中产阶级”扩充，和欧美政府的从上到下财富转移，有什么差别么？

差别就在于，什么样的阶层财富壮大，能够更好地，更有效率的帮助到城市最底层打工人。

给马云，马化腾这样的超级富豪让利，他们确实有极少的财富通过消费与国内投资，能够向下逐级传递，可是对底层打工人的帮助微乎其微。

向超级富豪阶层让利100亿，他们会有各种手段让这些钱跑到国外，利用信息差，收购低估值资产，甚至投资虚拟货币，只有极少部分，向下传递。

如果是100亿，倾斜给国企或者中等规模企业，难免不受政绩观，恶意烧钱竞争的影响。

就算是100亿传递给“传统高收入中产阶级”，他们有稳定成熟的投资理财渠道，会各种倒手后，流入股市楼市，向下层流动依然有限。

这100亿的红利，只有精准投放给“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并且配合政策，引导这些红利，在产业链消费，价值消费中，向下游传递，才能最终惠及所有的底层劳动者。

有人会反问了，就算政府将“数以百亿计”的红利，给了“新兴中产阶级”，可是人性都是贪婪逐利的，如何保证这些钱不流入投资领域，而最终通过消费向下层传递呢？

这就需要提到国家经常提到，可是却难以见到现实应用的“数字治理”能力。

数字治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级的政府报告之中，逐渐变成一句口号。

可大家忽视了，我国14亿用户的庞大数据资源，以及大政府的全方面介入的治理模式，天生与“大数据治理”完美契合。

“大数据”，是未来提高治理能力，政策精准投放能力的杀手锏。只是至今为止，大数据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这些年经常听到的“大数据杀熟”，“精准算法推送”“不同价位手机，打车价钱不同”等套路，其实就是“大数据”被资本集团的利用和收割。

14亿人的消费及投资习惯大数据，最终用在国家“数字治理”上，才能够物尽其用。

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精准的分析到，哪一类的“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更爱进行价值消费，或者他们的消费，能够更多地惠及国内产业链，惠及产业链，服务链上的底层收入者。

一旦数据足够庞大，就能够找到这类“新兴中产阶层”的共性，从而在利好政策投放上，精准投放给这类人群，同时出具刺激政策，引导他们的价值消费，向底层收入者传递。

当然，通过大数据，也能分析出一些喜欢“储蓄”的“新中产阶层”，也有一些偏好“风险投资”“价值投资”的“极简派”中产阶层，他们就是喜欢赚钱，存钱，不喜欢向底层劳动者花钱。

这些人，国家也不会刻意打压，只是在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使命时期，数字治理可以通过分析，让国家的政策永远倾向于那些有利于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人群。

当国家需要中产阶级消费的时候，政策精准投放给“价值消费者”，当国家要积蓄力量，全民投资的时候，又可以政策倾斜给“投资派”的新兴中产阶层。

当然，当国家要去除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时候，“储蓄派”中产阶级也能迎来春天。

我们国家的未来，必须是让“新兴中产阶层”足够多，必须是让利好政策，更精准更高效的让你我共同受益。

你我强大了，国家自然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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