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版道德经出土，颠覆传统认知：道德经作者非老子一人

原标题：战国版道德经出土，颠覆传统认知：道德经作者非老子一人

迄今为止，道德经一共有三个版本，即传世版道德经，帛书版道德经，楚简版道德经。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老子》（《道德经》）帛书，分甲本与乙本，内容更为古朴，由于帛书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而三号墓主利苍之子利豨死于公元前168年，属于西汉初年，与老子相隔300余年，因此人们相信帛书版道德经最接近老子道德经原版，道德经谜团基本被解开。

但在二十年之后，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考古专家出土大量竹简，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经》。学者仔细研究之后大吃一惊，郭店楚简中的战国版《道德经》，与帛书版《道德经》既相同又大不相同，这种纠结矛盾的背后，隐藏的真相应是道德经作者并非老子一人！

01：司马迁笔下的道德经作者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具体职业大概是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拥有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能留下著作就可以理解了。但司马迁笔下的道德经作者，却并非确定无疑的是老子：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透露了四条关键信息。

1，老子见周王室衰落，于是骑牛西去。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百年之后秦国才有商鞅变法，当时秦国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从避难角度来说，去秦国不是好选择；从传道角度来说，老子也没有必要去更野蛮的秦国。既然如此，老子为何在“周之衰”的情况下西行？

2，《道德经》的原本名称不是道德经，只是“言道德之意的五千余言”。

3，《道德经》第二个可能的作者是楚人老莱子，著书十五篇（传世版道德经81章），与孔子同一时代。

4，《道德经》第三个可能的作者是周太史儋，即周王室的史官儋，大约公元前350年见秦献公。

言而总之，就传世史料来看，道德经的作者扑朔迷离，无法分辨出作者究竟是谁。

02：现代学者的考证

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疑古派思潮兴起，《道德经》成书时间的讨论成为焦点，主要分为两个阵营，即：“早出说”与“晚出说”。

“早出说”的代表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将老子列在首位，认为道德经即为老子所写，只是传世道德经被后人妄自删改了很多。

“晚出说”的代表是梁启超，在《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认为道德经是战国末期、西汉初期的作品。这一说法的论据很多，归纳一下主要有四条。

1，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当时秦国还不是最强之国，老子“周之衰”西去不合逻辑。如果换成周太史儋时代，当时是“周将亡，秦将兴”，太史儋离周去秦比较符合常情，之后被尹喜请著《道德经》一书。

2，《礼记》中多次提到孔子问礼于老聃，“问闻之老聃曰”，指出老子恪守周礼，而《道德经》一文中却怀疑礼、不满礼，与孔子眼里的老子形象严重不符。

3，传世道德经中，存在不少“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的过激、过于自由的言论，不太像春秋时代重视礼仪的言论，反而更类似血腥背景下的战国时代。

4，司马迁说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仕于汉，而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还要大20岁，因此这就违背常理了。如果道德经作者是周太史儋，那么这一说法就比较符合常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版《道德经》，但并未从根本上平息上述争议，原因也很简单，帛书版虽然很多地方惨遭篡改，但总体上与传世版大致相同，道德经的作者是谁还是不能确定。

03：郭店楚简版道德经出土

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三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郭店楚简版《道德经》，是距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版本，为揭开《道德经》谜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一，楚简版《道德经》抄本的年代

如果楚简版在周太史儋之前，那么即可否定掉周太史儋。由于郭店一号楚墓M1曾遭盗墓，随葬品不全，因此虽然出土了大批竹简，但缺少可供断代的确切线索，专家只能从墓葬体制与出土器物上推断。

《荆门郭店一号楚墓》考古报告中记载：郭店M1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初。也就是说，大约是在公元前350年—290年，在周太史儋之后出现。

二，楚简版与帛书版字数比较

楚简版《道德经》只有二千多字，而帛书版分甲本与乙本，甲本为5344字，乙本为5342字（外加重文124字），前者只有后者的40%。

除此之外，两版章节结构也不太相同，一些相同的章节中，帛书版的文字量激增。

通过这种简单比较判断，依然无法得出道德经的作者，反而带来更多的疑问：两版是否出于同一人之手，帛书版是对楚简版的改写与扩充，还是楚简版本身是一个精简节选本？尽管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答案，但楚简版道德经的内容却透露了时代背景，揭开了作者之谜。

04：楚简版应是老子原版

与帛书版（类似传世版）相比，楚简版具有浓厚的春秋末期色彩，应为老子原版道德经，笔者举四个例子。

一，反战思想没有帛书版强

至今道德经有三个版本，即传世版、帛书版、楚简版。

相当于传世版三十一章，楚简版只说“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帛书版变为“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从“非君子之器”到“不祥之器”，反战思想力度越来越强。

相当于传世版三十六章，楚简版与帛书版都说“不欲以兵强于天下”，但帛书版比楚简版多了“师之所至，荆棘生之”，而传世版比帛书版多了“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之所以有这一思想变化，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战争力度强度都无法与战国时代相比，而战国时代又无法与后来的秦汉战乱相比。所以，老子虽然反战，但说的还比较温和。

二，楚简版没有否定仁义礼

楚简版中说“绝智弃辩”、“绝诈弃伪”，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尔虞我诈兴起有关。但到了传世版与帛书版都否定仁义礼，提出“绝圣弃智”、“绝义弃仁”。

楚简版中说“天地之间犹如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大意是天地之间像一乐器，你不吹它不动，你一吹它就动，而动它的人就是王侯。但帛书版与传世版在之前还有一句狠话，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帛书版中有“不尚贤，使民不争”，楚简版中没有不尚贤的语句。我们都知道，墨子提出尚贤，而老子还在墨子之前，可见楚简版没有不尚贤的语句不是偶然。

显然，楚简版没有否定圣人，没有否定仁义礼，而帛书版与传世版彻底否定仁义礼，否定了圣人。比较春秋与战国时代背景，不难看出楚简版对应的是春秋。

三，楚简版只有一处“取天下”言论

楚简版道德经中，只有一处提到“取天下”，即“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里的“无事”是指周王室，然后恢复天下共主地位。这一句话在传世本与帛书版中都有。

帛书版与传世版中，多次提到“取天下”，比如：“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还有“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等，与楚简版的“无事取天下”大不相同，这里是“将欲取天下”，说明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

由此可见，由于战国晚期秦国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非常明朗，因此“将欲”一词反复出现说明帛书版的形成年代应该是在战国中期，而楚简版明显出自春秋晚期。而且，楚简版对周王室的维护，也说明作者不可能是楚人老莱子。楚人一直“不服周”，老莱子身为楚人一员，或许反对战争，但不可能公开支持周王室。

四，帛书版中独特的战国标记

帛书版中有两个战国时代的铁证，即“万乘之主”与“三十辐共一毂”，楚简版中皆无这两句话。

所谓“万乘之主”，就是有一万辆战车，但在整个春秋时代，最强的霸主国晋国、秦国、齐国、楚国等，兵车最多的不超过五千。

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即“三十根辐条构成一个车轮”，根据学者郭宝钧的考证，春秋时代没有这种车子，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出现。

可见，楚简版与帛书版分属两个时代，一个是春秋晚期，一个是战国中后期。

通过上述内容对比分析，《道德经》的作者就非常明了了：楚简版道德经的作者是老子，帛书版道德经的作者应该是周太史儋。周太史儋在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进行了篡改与扩充，“骑牛西去”的不是老子而是周太史儋，关令尹喜得到的应是帛书版道德经。

或许，既由于老子原版在传承过程中的信息丢失，又由于周太史儋、汉朝人对其不断修改，导致《道德经》越来越拧巴，出现不少语句矛盾，于是道德经变得越来越神秘难懂。

参考资料：楚简版、帛书版、传世版《道德经》，《楚简与帛书《老子》的作者和时代印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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