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民族认同感，历史归属感很强的民族。所以在我们看来，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传承的皆是中国。
1949年10月，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从此之后的70多年，无论我们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扶贫上，在抗疫上取得多么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和西方都选择视而不见。在无视新中国成就的同时，美国和西方最爱做的就是收买公知，造谣抹黑我们的民生与发展成绩。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改革开放黄金二十年，加入世贸后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美国和西方统统不认。不过在美国官方，甚至与国内互联网上的老一代公知，都公开承认“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十年。
那就是1927~1937年，许多“民国吹”文章里，曾经社会进步，文化灿烂的民国黄金年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民国黄金十年，到底是否名副其实？又最终成就了谁？无论是民国大豪的文章，还是我国上个世纪的经济类论文，都没有“黄金十年”的称谓。“黄金十年”的来历，国民党政府“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盟军太平洋战区总参谋长，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的。1951年，新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并且和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进行鏖战。朝鲜战争的损耗和艰苦程度都远超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预料。于是美国国会许多对新旧中国并不了解的美国议员们，要求“号称第一中国通”的魏德迈将军到国会演讲，介绍中国。魏德迈将军是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当然是美国知名的“民国吹”，于是他在国会演讲中夹带私活，提出1927~1937年“黄金十年”的概念，希望美国国会加大对台湾的支持，从而让敌对的新中国，变回以前的“黄金年代”。
魏德迈对于民国黄金十年的描述是这样的：“1927年至1937年是许多在华许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魏德迈将军的这段话，共有三层意思。首先，民国几十年历史中，确实有几年经济数据发展的不错，可是他特意将“黄金十年”的起点定义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1927年，终点设在日军全面侵华的1937年。这是想表明国民政府坚决反共之后，打造了盛世，最后是日军的侵华战争结束了国民党盛世。第二层意思，这个盛世的感受，并不是中国底层民众告诉魏德迈的，而是长期待在中国的英美洋大人们的切身感受，他们觉得是“最爽的十年”。第三个层面，从经济数据和社会面貌看，交通，教育，税收确实都有改善。
实话实说，部分经济数据，相比前后二十年的惨状，确实算得上亮眼。后世的经济学家，对1920年~1936年的国民经济进行了测算，最后得出结论，那十几年间，民国的工业资本增长率，年均在10%以上。当时的欧洲强国英国，德国，工业资本增长率都没有我们快。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连续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防工业惨遭血洗，没有还手之力呢？因为大家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工业资本增长率，不等同于GDP增长率。它反映的仅仅是生产资本的扩张，不代表产出，产能，附加价值的提升。
欧美政府当时已经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而且处在美国大萧条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新增工业资本的扩张就很少。民国的工业资本，集中于“拿来主义”，工业资本的扩张，依托于设备的进口，对国内实际重工业的发展与支撑，几乎为零。民国“黄金十年”的概念，美国人魏德迈提出后，一直被湾湾的学者和内地的“民国吹”奉为圣经，并且不断地在经济数据中寻找佐证。民国那十年，除了修桥铺路上，数据确实过得去，其余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当时中国的轻工业多半靠一些民族资本家投资。他们将家族几代人的积累，通过进口，换来洋人们的纺织机械，并且利用中国女工的低廉劳动力，很快发展起纺织业和生活日化产业。可哪怕是艰难求生的民族轻工业，依旧遭遇内外双层夹攻。对外，则是日本，欧洲等强国对民国政府的关税依旧有巨大的影响力。三十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传递给日本和欧洲列强后，他们联合要求民国政府提高纺织原材料的关税，降低纺织制成品的关税。当时的民族轻工业都只具备来料加工的能力，原材料依靠进口。在进口环节，被国外资本收割，还导致最终产品成本增高。此时再调低日本和欧美的纺织成品的进口关税，形成倾销。最终将民族轻工业挤兑的倒闭如潮。中小轻工业工厂主在国民党配合洋人关税剪刀差的威力下，死光了，最终只剩下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刘鸿生这样的龙头企业家得以存活。
可哪怕是到了荣氏兄弟，刘鸿生这样的国家级行业龙头，也会面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收割。1934年，因为关税差的挤压，荣氏兄弟的无锡申新公司遭遇经济危机，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援助。最后没有等来政府的援助，等来的是民国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空手套白狼的吞并。陈公博最后吞并失败，并不是政府法律的干预，而是因为财政部长孔祥熙也看中了荣氏兄弟的资产。
因为两虎相争，熬过一劫的荣氏兄弟，1936年再次遭遇经营困难，这次是已经利用“官商合营”的名义吞并“中国银行”的宋子文，准备利用银行的贷款和发债夺取荣氏兄弟的产业，最后是其他银行家集体反对，才保下了荣氏兄弟的工厂。拿不下荣氏兄弟的轻工业，宋子文又想吞并民国“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刘鸿生的煤矿。宋子文多次提出与刘鸿生“煤矿合营”，所谓合营，自然是合并之后踢走刘鸿生。刘鸿生最后没办法，只能经人介绍聘请中统陈果夫、陈立夫的人担任总经理，输送大量利益，才保下了煤矿的控制权。民国轻工业的最后“星星之火”，都是这些民族资本在四大家族的夹缝中，寻求平衡，艰难求生传下来的。因为民族轻工业的发展，可以满足四大家族薅羊毛的需求，同时原材料的进口，产成品的出口，也能帮中央政府赚取关税，因此轻工业确实取得了发展。这背后就是民国政府“黄金十年”最大的政绩，也是民国国力衰落工业崩坏的根源，“国家关税”。民国黄金十年社会面貌有所改善，是因为南京政府有钱了，。这个增加的钱，就是“关税自主”换来的。我国自从清政府鸦片战争之后，历次打败仗赔款，一旦赔不上钱，就将关税主导权抵押给洋人。就这样洋人取得了我国关税半个多世纪的主导权。直到民国南京政府，最终在1929年通过谈判，从洋人手中拿回来关税主导权。
可当时的民国政府是畸形的。当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掌握在不同军阀控制之下。南京政府与各地军阀的妥协之后，只取得了几项专卖权的税收，其与工业产出的税收，归各地军阀所有。在关税归中央政府，地方发展的税收中央政府拿不到，那这个政府必然是“发展外贸型经济”，讲究快进快出换关税，而不愿意发展投资额巨大，见效慢，中央又收不到税的重工业项目。1930年，南京中央政府将工商部和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宣称要进行宏大硕大远大的“实业建设计划”。并且向地方军阀发布严令，钢铁交通类重点项目，必须有国民政府统一规划。通过史料查询，这个“实业部”成立之后，并没有落实重工业发展规划，而是弄了一些“油料资源整合”，“渔业资源整合”这样的项目。而当时的民国，我们经常在年代剧，抗日剧里，看到“桐油”这个东西，这可是那年代的“硬通货”。实业部就是将桐油生产整合起来，最终交给“买办集团”，进行出口获利。明面上还真不是，1927年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上，除了确立反共的政治路线，在“实业”方面，国民党一致确定要搞一个“中央钢铁厂”，振兴炼钢产业。蒋介石亲自挂帅，多次督办，派出宋子文，孔祥熙多次开会协调。可你让四大家族开会协商搞重工业？重工业捞不到钱，可是国家出资能够中饱私囊呀，于是各方争权夺利，都要拿下这个项目的主导权。结果中央钢铁厂扯皮了七年，到1934年，连院墙都没建，关乎国运的项目就这么被阉割了。1935年，日本人在东北搞得风生水起，南京政府已经有巨大的危机了，蒋介石对军队层面进行改组，成立了“全国资源委员会”，他又多了一个蒋委员长的头衔。这个委员会做了很多“高瞻远瞩”的计划，号称要在三年内，奠定全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和电气化，这五种重工业的基础。结果到1937年，号称中断“民国盛世”的七七事变爆发，这些重工业“奠基计划”两年多依旧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就算没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个“奠基计划”不也是一纸空文么？1927年~1937年，国民党政府发展轻工业捞关税，重工业一塌糊涂，最终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十年的时间，放在国际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并不算长。有可能一段历史周期，国际环境就是不适合发展重工业呢？那么看看那十年的国际环境，恰恰就有一个千年农业国，一朝改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因为苏联的最后崩溃，很多人喜欢将苏联贬低得一文不值。可是能够一己之力，让整个西方世界恐惧了半个多世纪，至少证明苏联成立初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功。
苏联前几十年的成功，源于二战的胜利。苏联在二战中能够熬过德国，除了因为战斗民族的狠辣与血性，更多的是因为苏联前期积累的“工业基础”。那段日子，也是美国大萧条，传导到西欧各大强国，所有工业国都民生凋敝的十年。那十年，对于欧洲强国，只要有国家肯进口，什么核心技术，什么技术门槛，什么产业封锁，统统不考虑。那十年，只要你肯买，就能得到整个产业的转移，所有的先进技术，成熟的产业工人上门指导。苏联就是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用农业剪刀差反哺工业，攒足了足够的外汇，几乎是将英国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整个搬到了苏联。
在人类历史上，国际贸易，国际技术转让，国际产业转移，国际科技转移再也没有那十年“没有干扰”“没有门槛”的日子。那段时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只想着关税赚容易的钱，赚快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国家举国之力的发展规划。一个个民族资本家能够拿出的钱，也就只够从欧美换来一些轻工业的生产设备。同样的十年，历史上最好的工业发展机遇期，苏联从农业国蜕变成国际顶尖工业国，中华民国，靠着西方的产业和资本转移，却只捞到了没有军工生产力的轻工业，这到底是谁的“黄金十年”。有许多“民国吹”，一定会反驳北风。他们还是能够找到“黄金十年”里，民国重工业有所发展的证据的。比如1927年是黄金十年的开始，全国的钢产量是3万吨，可到了1935年钢产量也达到5万吨，八年增长66%。增长率是不错，可那时因为基数太低，八年钢铁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人均钢产量仅为同样人口爆炸的印度的3.7%。作为对比，经常被人黑的新中国建国初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全年钢产量为15.8万吨，三年后的1952年就达到了135万吨，三年翻九倍。
当然，虽然增长率，增长总量都只有新中国建国后的零头，可还是要承认，在“民国黄金十年”，有部分地区的部分资本家，重工业发展的不错，支撑了民国政府表面数据的增长。因为这些重工业发展好的资本，全都来自中国的洋人，尤其是日本人！比如1985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就介绍1936年，除东北外的全国工矿业中，外国资本占比高达78.4%。如果算上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中国老工业基地东北呢？数据简直恐怖的不敢看：1936年，就以重工业最核心的铁矿这一项，包含东北，全国99.2%的产出都在日资控制之下。那么大家就能明白，民国那可怜的重工业增长率都是谁贡献的！十几年的重工业发展，为什么在日本侵华时一击即溃！综合了轻工业，重工业，出口服务业等所有产业发展状况，“民国黄金十年”数据上确实堪称亮眼。可是民国政府只赚快钱，只赚容易的钱，贪官污吏收割民族资本，最后换来的是亡国之辱。那十年确实是洋人的“黄金十年”。日本人通过操纵关税，重工业长足发展，轻工业实现倾销，完成了侵华战争的财富积累。英美洋人在国内“买办”的协助下，也从这种畸形的轻工业创汇，重工业靠外资的经济模式中，赚得盆满钵满！民国“黄金十年”，确实是日本人与欧美洋人的黄金十年，却是中华民族的“丧钟十年”！以史为镜，我们才能明白党和政府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艰辛的发展道路，进行如此卓绝的“内外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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