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背后的男人，他曾是中国最不赚钱的导演之一

拍摄《八佰》期间，管虎经历过长时间的失眠。安眠药、酒都用了，就是睡不着。“脑子里跟正常的不太一样了”，管虎说，就像玩电竞游戏一样，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明天可以调整一下，试试那招儿是不是可行”。

想着想着，天亮起来了，他开始着急“第二天会不会没精神了”。特别累，闭上眼却睡不着。恶性循环般的，一天接着一天。他开始发胖，不是那种“脑满肠肥的胖”，是“虚胖”。整个拍摄下来，他胖了三十多斤。

“快拍完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挺伤身体的事儿”，今年11月，在管虎北京的工作室，他对着记者说。但在拍摄时，管虎没想这么多。《八佰》他筹备了近10年，是一个“不把它做成了很难受”的故事，就像一个夙愿。

2020年8月14日，《八佰》终于上映。首映式上，在几个主创的撺掇下，管虎抽了一根雪茄。《八佰》上映前，管虎跟自己较劲，让自己不准再抽雪茄。

他总觉得所有困难是有原因的，他得让自己难受一点，最喜欢的东西不能沾，他认为这能给他们做的事儿带来好处。在将近五百天的日子里，管虎没有碰过自己最爱的雪茄。

首映当天，管虎的心情很平静，并没有想象中的“抱着痛哭流涕或者欢歌笑语”。直到大家为他点了那根雪茄，管虎有了点儿“欣慰、喜悦”的感觉，这是他全场中的唯一不平静的时刻。他猛地吸了一口，整个人几乎要晕过去。

假设人生中有三次比较重要的年份，管虎说，2020年是他最重要的一次。上次感到很重要的年份还是他女儿出生，那一年，他得了小脑炎，半个身子不能动，话都说不利落了。病好了后，他拍了电影《斗牛》。作为导演的管虎，今年格外引人注视，执导的《八佰》在疫情期间，斩获了31亿的票房。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用打破电影制作规律的方式，把《金刚川》送上了银幕。名利夹杂着争议，电影内外，管虎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管虎倒不怵，与挑战相比，他更害怕自己有“舒服”的感觉，他得“想办法折腾得让自己不舒服”。

个体的生命经验才最有力量

见面，和管虎先聊的是《金刚川》。刚接到这个项目时，管虎说自己的心情“很兴奋、很高兴”。他一直想拍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机会。

而当机会摆在面前时，时间却又特别短。从7月份接到任务，到10月23日上映，《金刚川》花了三个月，其中包括剧本创作及后期制作的时间。

“你说你干不干这事儿？”管虎说，“我觉得人生当中什么事儿都得试一下，就这么违背生产规律的事情，没准儿能做一奇迹出来。人生可能就这一次（机会），干嘛不试一下。”

管虎按下了开始键，进入快跑状态。第二天，他就写出了一个400字左右的故事梗概。抗美援朝中著名的战役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有上甘岭。

但在短时间内，拍上甘岭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必须找一个小切口，他们最终挑了一个第三阶段胜利之前的小故事——一群志愿军以血肉之躯一次次修补战火中的木桥。

“我一直对所谓大的正面战场、战壕、坦克这些东西，不是特别有兴趣。正面战场之后那种小的、不为人知的牺牲、贡献这是我感兴趣的。”管虎觉得在战争中，往往个体的生命经验是最有力量的。

“十几公里以外，隆隆的炮火正在打，一个帮助输送弹药的兵员，这个时刻他的感受是什么？”管虎问。他想着这个人一定很孤独，可必须又要恪尽职守，随时要应对空袭，这是让管虎格外着迷的东西。

因此，拍摄《金刚川》时，管虎对所有人讲，他希望拍出孤寂感——在一场战役中，一个普通士兵，一个小人物可能拥有的最真实的感受。

8月，鸭绿江边的丹东，管虎带着数千人的电影制作团队争分夺秒。他感到焦虑，但这次的焦虑和拍《八佰》的焦虑又不同。“《八佰》拍得从容，第二天还可以改。但《金刚川》绝没可能，它是一分钟掰成八半花。”

在丹东拍摄期间，他们经历了百年难遇的洪峰过境，还4次。刚搭好的桥，大洪水转脸就给冲塌了。中间有十天，他们一个镜头都没拍成。管虎说自己快疯了“我从业以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怀疑这事儿是不是能做完”。

一边是《金刚川》紧张而焦虑的拍摄，而另一边关于《八佰》票房的捷报也不断传来。刚上映时，管虎说他们完全不敢想票房的事儿。

“电影院刚开，座位都封了一半，疫情还没结束，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看电影去啊。上映了，有没有人看，都不知道”。“哆哆嗦嗦的”上了，却没想到，《八佰》像匹被困久了的白马一样，一路狂飙，票房高达31亿。

一次，管虎、张译他们几个人一起聊天，说“哎呀，有没有可能再高”，当时票房《八佰》破10亿了。“你看人都是这样的，原来没这么想，欲望被勾出来了，就会想更多”，管虎边说话，边审视自己。每当这么想时，他就摁着自己，告诉自己“别往那儿想”。

好在当时他正在现场拍《金刚川》，暂时把这事儿撂后面去了。“要是天天闲着，估计就坏了”，管虎说。

“中国最不赚钱的导演”

曾经的管虎并不是一个受票房青睐的导演。

1991年，管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学校时，每个人都有点天之骄子的劲儿，觉得“好家伙，（这个世界）舍我其谁”。

当时，管虎对拍电影的认知就是科波拉拍的《教父》，导演把所有主创拉到一个岛上，做身体准备、剧本准备、文学准备，还有精神准备，锻炼身体之后，大家伙儿才能去拍电影。

“那种对电影的敬畏感”，管虎感慨，“我们就是这么受教育长大的”。但出了校门，他发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如此之大。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如日中天，没人愿意买票看电影了，电影院都改成台球厅。“做导演、做电影的荣誉感在丧失，跟干活差不太多。这时候其实充满着失望情绪的”，管虎说。

毕业第二年，他拍了自己的处女作《头发乱了》。这是一部充满着反叛，同时有着迷茫、无奈情绪的青春电影。之前的同学大多去拍广告和MV，管虎也拍了一些，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不干，待着。“没事干是最可怕的，你那么年轻，精力旺盛，就想做点事儿。”

当时，管虎交了一个女朋友，他没钱，只能整天骑个自行车带人吃面。“老这样，不合适吧”，管虎开始去拍电视剧。“除了生活的压力，还有就是喜欢现场。演员、服化道、摄录美全在，喜欢那个环境，那个世界，这是最重要的。”

当时，管虎认为拍电视剧，是一种对现实低头、屈从的做法。他对电视剧行业并没有这么大的认同感，但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黑洞》，却让他收获了很大的成功。有车了，请人吃饭也不用再咬牙跺脚了，电视剧让管虎的生活不再窘迫，让他尝到了甜蜜的滋味。

更大的快乐是，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拿着剧本说“您看我这个成吗？能拍吗？”跟人后面要钱的人，变成了人家拿钱排着队来找他的人。

而电影市场还是一如既往地的低迷，《黑洞》之后，管虎还经历过几次挣扎，当时电影厂的韩三平厂长来找他拍戏，拍完了，拷贝扔在那儿根本没人看。顶多送国外参加个电影节，“到头儿就是这样了”，管虎说。当时所有人都失望了，他也不琢磨这事儿了。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管虎听到了一个故事：他们老家那有人，在1937年到1946年那段时间，跟一头牛一起，活过来了，其他人几乎都死光了。

2009年，在拍摄电视剧《沂蒙》期间，管虎打算同时拍一部电影，就讲这个人和牛的故事，这便是电影《斗牛》。《斗牛》获得了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黄渤也凭借这部电影成为了金马影帝。

进入新世纪，电影市场开始慢慢热起来，管虎对电影的那颗心又开始躁动起来。但重回电影市场，管虎面临的新的挑战就是“挣钱”。2012年，管虎执导了电影《杀生》，这是一部探讨个人意志和集体关系的片子，但只取得了1000多万的票房。自此，管虎就进入了“中国最不赚钱的导演”名单。

管虎对所谓的“票房压力”感受没那么强，但觉得挺对不起投资人，“人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电影，本来满怀希望帮助你，结果这钱没给人家赚回来。”但实际上，管虎有商业潜能，他喜欢故事，身体里有着想讲故事的欲望。

“你不是说我不赚钱吗，那我赚，而且是用不同的方法赚，我还就不给你走类型，就不按你喜欢的那种电影拍”，2013年，管虎拍摄了《厨子戏子痞子》，他把它当作一次在商业上的实验。钱还真来了，而且是不小的钱，《厨子戏子痞子》在当年获得了2.7亿票房。

当时正是影视圈“热钱”滚滚的时代，老板都愿意往里砸钱。有人劝管虎沉趁热打铁拍《厨子戏子痞子》的续集，他不愿意拍。但想拍什么，也不知道，整个人“也晕着”。

“容许一部分不同的人存在”

2015年，管虎有一点感觉自己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不知道该怎么走，“感觉时代一直在奔跑，而我们有点没跟上似的”。

管虎想起小时候在胡同住时，整天披着衣服站在胡同口的“老炮儿们”。那样强悍的一群人，老了之后，如何和这个时代相处。

“咱们这国家40年的时间差不多走完了欧洲400年的路，一切都是往前走的，这其间会撞倒很多人，会忘掉很多人。这些人没人关注，但应该是关注的，至少我觉得是”，管虎说。

在作品中，对于“边缘”，管虎总表现出莫大的兴趣。无论是《老炮儿》中的六爷，还是《杀生》里的牛结实，他们都是人群中的异类。这可能和管虎的成长经历有关。

管虎从小生活在北京胡同里，脑子里的画面永远是一个人在后海、鼓楼那一带自由的跑着。他爸妈当时都去劳动改造了，一个在青海，一个在北大荒。12岁之前，他被寄养在一个邻居的爷爷家。父母不在身边，他调皮，学校也不太容他。

小孩都喜欢上台表演，学校举行朗诵、讲故事比赛，分给他的机会特别少。印象中，他只讲过一次寓言故事，之后再也没机会了。

“我学习不好，人家扎堆说的事儿、玩的我都不敢兴趣。”，管虎说。邻居爷爷很疼他，他得红眼病时，所有人都躲着他，爷爷带着他出去住。

当时的管虎内心其实特别希望合群，他尝试融入，但结果让他失望。加上他的个子越长越高，跟别人都不一样了，更成了“异类”。

“王小波有一本书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但你从猪的角度来说，人还边缘呢。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不合常规、不合常理、不合常态的人，但你静下来仔细和他交流、接触，他们都是可理解的。所以没有什么特立独行，人就是作为人的存在”，管虎说。

“容许一部分不同的人存在”是管虎在作品中一直希望表达的东西。“人生而不同，不能都非要整齐划一，这是我从小的经验告诉我的。”

管虎还曾拍过一部农民工题材的电视剧《生存之民工》，提到这部剧，他想起了一个挺逗的事情。自己在上海拍电影时，有一个要饭的小孩过来说：“叔叔给点钱吧”。管虎跟他说：“孩子，叔叔也是要饭的”。

为什么对农民工群体有关注、有好奇？管虎说是因为自己一直就在这个阶层中滚打摸爬。在上电影学院之前，管虎做过半年的卡车搬运工。现在跟他合作的制片人，也是从厂工做起来的，很多摄影助理也是他从小在工厂一起跑到大的朋友。

离管虎工作室不远的地方，有几间低矮的民房，里面住着修摩托车的、开小卖铺的……管虎说现在最让他想炽烈关注的还是生活在当下的普通人，镜头基本拍不到的、更底层的那群人。

疫情期间，管虎一直在看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他特别喜欢这个小说，从傅家甸他看到了当年的中国人那个吃饭的样子、走路的样子、酿酒的样子，粮店、马车这些形象就像纪录片一样闪了过来。

“虽然没成长在那个地方，但是我感受到那里的呼吸，看到那会儿的哈尔滨，多美好的一件事儿”，他感叹。

前些年，管虎回小时候住的胡同，发现平地起高楼。“你是不知道，你看到就知道多美了。那大树、大石狮子，进去的影壁、回廊、假山，都是艺术、是舞美啊，带有历史价值的，太心疼了。”

以前的管虎像一个刀子，现在他慢慢地让自己沉静下来，“老拿着刀子砍，那成老行为艺术家了”。他让自己尽量成为一把锤子，有时候要学会沉默。

有时候，几个朋友私下聊天，大家会聊一些酸词儿，“多少给自己找点责任”。

“做得到做不到不敢说，但我觉得电影是有提醒功能的。就像你不知道金城战役、淞沪战役、四行仓库保卫战，通过电影，你知道了，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样作为文化，它就可以留下来了。不怕争论，你尽量提出来你的观点”，管虎说。

封面来源于《电影》杂志社，其他图片来源网络，@管虎微博，@电影八佰官微，@电影金刚川

作者：蒲童，十点人物志，在这里，遇见每一个值得被记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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